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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2018年11期《海燕》
 

于有聲處聆聽生命裂帛——讀孫擔擔組詩《向每一個音符贖罪》

 
寧珍志
  在堅硬中保留幾分柔軟,在鋒利中隱匿幾分緩鈍,在豪放中透露幾分婉約,在熱切中綻放幾分冷凝……表面看來互為干擾抵觸矛盾的生活、生存經驗,被詩人孫擔擔(以下簡稱擔擔)的詩歌創作很好地交合融會貫通在一起,形成詩人獨特的女性視覺與情懷,感知并解析著她心靈所即的日常生活,確立和明晰自己的思想狀態和情感狀態,于大千世界釋放并蕩漾起生命起承轉合的裂帛之聲。組詩《向每一個音符贖罪》便是以“一種固有的不宜而至之感,驚駭的存在之感”(希尼語),毅然構建出的的個人精神體系的代表范本,龐德曾經把這種靈魂突然而至的詩歌風格,描述為“瞬間表示的一種情緒與理智的復合體”。體驗這樣的詩,讀者確實能夠“被它提升、被它深化,在那么一刻里被它拯救”(桑塔格語)。
  
  每一個九月到來時
  我都會骨節略痛。我正在一株玉米稈上
  顧盼生姿
  頭上的花穗就那樣對著天空
  把剩下的情色交出去
  
  天空略有不安
  云朵們都往高處躲了躲
  兩只鳥正相愛,也往高處躲了躲
  
  每一個九月到來時
  我都是這副模樣
  為了枯萎時也有些體面
  我讓顆顆米粒變得飽滿生硬
  一試成熟
  
  這是組詩中《九月》的全篇,不長,三小節。可是詩行所擔承的文化含量、涵蓋的社會生態重量以及人性的度量,早已躍出篇幅之外,詩人與其說在表述“我正在一株玉米稈上”“顧盼生姿”的現場感受,莫如說一株玉米稈正在魔幻般地成為此時此刻的敘述者自己。早秋的一種田野境態被作者分裂成“人”與“物”的相互依附、相互觀照,昭示出生命的兩面性或多面性,即靈魂的多維之聲。“我”不是人的整體或全部風貌,只是觸景生情的意緒的即時攀援、思想的片刻走動、知性的瞬間爆發,如同一枚堅果成熟之際的裂帛,驚鴻一瞥的短暫駐留卻搖蕩心旌、振聾發聵。作為詩歌的意象效應,又是一種永久性的生命定格。在即將豐收的九月,詩人不正面寫果實不直接寫收成,反而寫枯萎寫凋敗,此種顛覆的視角正是刺向思維慣性刺向社會定勢的一根根麥芒,雖然纖小卻鋒利無比。“每一個九月到來時/我都是這副模樣”——其生存方式已經常態化了,擔擔顯然要用語言打破命運“僵局”,于金黃撲面之時“破繭而出”,讓“枯萎”再生,讓“枯萎”在“我”的心靈中復活,讓生命的背面同樣奪人耳目。“為了枯萎時也有些體面”,顆顆飽滿生硬的米粒只是襯托,只是“一試成熟”的側影意象,人性的虛榮心柔軟度、靈魂的雙重性復合度一目了然。
  《九月》的暗示或隱喻性語言,新穎而深刻;極富畫面感的書寫態勢,拓展的是一副生活規則的逆向面容,其人文指向的維度茂密精準,帶有輻射放大的顫栗感應。請注意天空的“不安”、云朵們和兩只相愛的鳥的“往高處躲了躲”,這是詩人故意設局布置的空間,讓“一株玉米桿”枯萎前“骨節略痛”的生命現狀更具有影響力。在人們習以為常把聚焦重心青睞在果實之時,詩人的著眼點著力點仍然不偏離母體,不偏離正在走向消亡狀態的玉米桿,其要義根本所在就是洞穿業已形成的世俗觀念,“我”的出現表面既是小化也是是軟化,既是內化也是強化,讓主旨意義的內涵以滴水方式滲透,其硬朗的思想鋒芒更易于讀者消化接受。而在《徒手》一詩中,詩人用心良苦,她構置的“疏離”——背道而馳敘述筆調,令生活細節翻騰起生命過程的軒然大波。“其實有些事情徒手就可以完成/比如把一杯酒喝下去,不必動用愛/把一杯藥喝下去,也不必動用病”。為愛飲酒,卻病喝藥,比正常還正常,也是因果關系的一種必然歸宿。其情境出其不意就在于逆時針策劃,順勢而為的生活一貫性,被詩人幾組鮮活的通常意象,連貫而有秩序地打破。尤其結尾處,凸現了更大亮點:
  
  我每天的倒影都沒入無邊泥淖
  清晨,我再把泥淖填滿變良田
  徒手就可以做到,不必動用余生
  
  《徒手》的生命內涵復調多元,其隱喻的個體抑或群體的精神處境乃至遭遇在一幅幅不動聲色的從容狀態下浮出水面。在我們的日常料理與周圍際遇中,被賦予意義的人和事太多,和顏悅色、舉手投足甚至都帶有指向性,人的無意識下意識甚至完全被有意識取代,自然屬性的無目的的“自由落體”所剩無幾。作為“自我”“本我”天地的圈子愈來愈小,生命現實幾乎全被各種名目繁多的符號代替,個性成長的不正常或偽正常現象,可以說遍布在我們生存空間的每個角落,竭蹶而行的步履維艱令快樂、愉悅與人類本色漸行漸遠,“我你他”愈來愈少,“我們你們他們”愈來愈多。基于反撥與校正的人類精神健康的步履,詩人才一次又一次地出入我們靈魂的行列,化繁為簡,素面朝天,不僅僅作為提示、關注、預防,重要的還是警醒、鞭策、醍醐灌頂。生活方略的多極不一與生命形態的風情萬種,本來是人的基本存在需求,并非所有經歷都帶有社會屬性,并非所有夢想都帶有終極意義。沒有任何功利目的的人與人之間交往,反倒更會促進世界的進步發展,減少或者解除根深蒂固的唯目的性對我們思想肌膚和情感血脈的世代占有。在《太極》中,詩人動用身心的全部柔軟,來拓展生命運動的曲線軌跡,給予了生命翱翔于山水、天地之間的汪洋姿態,保持了理性思辨的敏銳和透徹。
  “我時而生于山南坡,時而生于山北坡/那是山的太極/我只有歡愉//我流于江河,或流于眼底/那是水的太極/我不擇虧盈//我伏在地上做石頭,或掛于天上做星斗/那是時光的太極/我無聲堅硬//我站在土上有多繁茂的歡顏/深入土內就有多深刻的黑暗/那是我自己的太極”。客觀山水星空大地贈與主觀生命的剛強與綿軟,的確是靈魂袒露多維之聲的大角度“速寫”,“太極”的意象擇取,委實妥帖而又韻味無窮。盡管詩人把《太極》劃成了四個單元:山的太極、水的太極、時光的太極、我的太極,但縱觀全詩,還是“人”的“太極”。“我自己的太極”,不過是人的一個小小的代言而已。“我只有歡愉”——靈魂的一個形態;“不擇虧盈”——靈魂的另一個形態;“我無聲堅硬”——靈魂的又一個形態;“土上有多繁茂的煥顏/土內就有多深刻的黑暗”——靈魂生之輕與生之重的形態。正是這多元多維的復調之聲,才讓我們領略了生命的斑斕絢麗人的繁復豐厚,才讓我們感受到了詩人的表達不再單薄不再表象。毋庸諱言,擔擔的每首詩盡管都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辟入,呈現的卻是現實群體生命境況的闊大主題,渴望自由與美、追索人類精神高潔豐滿——靈魂快樂幸福的三百六十度伸展。詩人的語言是下墜的而不是漂浮的,詩人的意象是點睛的而不是籠統的,詩人的思想是隱含的而不是若揭的,詩人的情緒是節制的而不是肆虐的……誠然,詩人擔擔并不允許“藝術的形式愉悅柔化她的題材的堅硬現實”(希尼語),她的表述不過是讓思想的聲音以一種委婉間接的暗喻方式傳遞出來。
  西塞羅說,“在我們所有的感覺中,視覺是最敏銳的一種。因此,由耳朵或反思獲得的感知,如果能以眼睛為中介傳遞到我們的意識中的話,也就能被最容易地保存下來。”擔擔的詩,便很好印證了詩歌創作的這種最佳的“記憶術”。詩人獨具慧眼,在《秋夜》看到了“夜有宏大的黑”,“黑不過小螞蟻的心臟”,看到了“菜園里有一些蟲子是想再活些日子的”,看到了“有些葉片先斬斷自己,再激怒”,最終“先于秋風,看到了自己的背面”。視覺中秋夜的幾個非常有“典型”意義的細節,鮮明而有象征性,人性的層面頃刻間明朗清晰起來。《九月》的全天候的“看”,遞進點說是聚焦在一株玉米稈上定睛地“看”,才有著一粒粒飽滿生命問世背后必然是一株株玉米稈逐漸枯萎付出的悲憫情懷,才有著物我“同構”重奏人間生命走向消亡的靈魂疼痛時刻。詩人在《世相》里看到了忠誠執著虛擬徒勞,在《江南》里看到了摯愛悼念骨血蔓延,在《說門》里看到了混沌迷茫遺忘新生,在《長歌或短歌》里看到了須臾久遠驚恐安然……擔擔的詩走向了哲學,走向了生存與命運抗爭突圍的人的更大的“解放”之“運動”,在互為矛盾意象的協調統一中,實現并完成著心靈的訴諸與塑造。
  “詩人的重要表白,常常源自他們生命中的危機時刻”(希尼語)。擔擔的詩,真的是在自己的內心深處演繹了一場場精神風暴,即靈魂的悸動時分被詩人一一捕捉,用來彌補物質生活的某些欠缺和流失,進而升華為我們認識自己認識世界清晰度的鏡像品質。這是詩人為一個時代的靈魂們畫像,為一代人的生命走向成熟走向勝利的畫像,它們既不是粗線條的寥寥幾筆勾勒,也不是對著天空吆喝幾聲的雷鳴閃電,而是關于人的當下性焦慮、自我鑒別、自我成長的頓悟和思考,是關于生命過程多種可能性的洞察與厘清。《說門》里幾副面孔的招搖,不就是生活中你我的“黑白紀”嗎?《長歌或短歌》里的簡短與漫長,不就是蕓蕓眾生起落浮沉的哲學品相嗎?《大提琴的高音》的往復、自然滑落與傾倒,不就是人的精神肉體頻頻矛盾的跳躍音符嗎?《江南》里的“表姐”,不就是我們生命中所有的親情和血脈嗎?擔擔是一位理想主義者,而現實的物態與人心總會與自己的情思行進發生抵觸,所以她要發掘、展示人性的痼疾與精致,并把自己內心的熱切交付于異常冷靜凝練的客觀語態,創造出一個個靈魂裸出精神動蕩的偉大時刻,如葉芝所說,詩人“企圖在一個單純的思想中保住現實和公正”。擔擔的詩,恰恰“是那些掌控我們生活力量所發出的陳述”,恰恰“是我們的終極痛苦和決定所發出的陳述”,所以能夠成為詩。(特德·休斯語)于是,我們在“世相”萬般嘈雜的現實世界,聆聽到了擔擔提取、過濾給我們的生命裂帛之聲——那金屬一般的光亮與火焰。
  
  我是鏡子鐘愛的、準確的圓心
  我每天照啊照,用半徑或直徑
  用逆光或反光
  用白天或黑夜,已經用了半生時光
  尋找自己的準確相貌
  
  擔擔的詩歌創作量不是很大,雖然她已經在全國一些有影響的報刊上發表過諸多作品,出版過《刀的刃冰涼著》《草藥說》等詩集,也獲過遼寧文學獎詩歌獎,但她的更多時間是教學、讀書,相夫教子,寫詩對于她來說只能在業余的業余時間里進行。這倒與北方的季節氣候相對吻合,一年四季,春播、夏鋤、秋收、冬藏。寫詩不能像竹筒倒豆子一股腦兒;就是像倒豆子,倒得一干二凈,還須去別處裝滿才能再陸續倒出來。停滯期、苦悶期、徘徊期、讀書期、積累期、醞釀期,等等,對于一個明智的詩人來說,都是正常和必要的。筆者贊賞擔擔的創作態度,寫不下去就不強寫,騰出時間“委屈”、檢索一下自己。憋、擠、湊、充,畢竟寫不出太好的詩來,最大的積極效應恐怕就是對文字的打磨拋光了,目前的此類詩作不少。當然,詩歌創作的最大發動力是靈感、直覺,一旦涌來,想擋都擋不住,我們衷心希望詩人們捕捉、葆有這種電石火花期,時刻準備著。
  擔擔近期在《芒種》《鴨綠江》《詩刊》等發表了幾組(首)詩,我以為她又進入到了一個詩歌創作的新爆發期。當下寫詩難,寫出好詩更難。都市生活的庸常與瑣碎夜以繼日,漸漸磨鈍了我們的藝術觸覺,司空見慣的事物比比皆是,想拓出新境界難上加難。同時,歲月如詩——在這個滄桑而浪漫的面紗里,是閱歷增長理性思維逐年走強的概率,它們會使直覺、感性變得遲緩,而詩歌創作直覺、感性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它們打造文本的生動鮮活不會過時。我們欣喜地看到,組詩《向每一個音符贖罪》,每一首都有新的語義出現,直覺與智覺一并出現,感性與理性相得益彰,同一意象解構出不同情境,單一畫面開拓出多向主題,在現代語境中堅守家國的文化傳統,敲碎物質化的硬殼,把生命的柔軟、豁達傳送進去,保證我們精神進步、生命完善的時時更新。當然,這樣書寫對詩人是考驗,也是磨難,更是騰飛——它們是藝術“陌生化”心靈化的起碼要求。因此,在當下或今后的路上,擔擔肩上的分量很重,她筆下裂帛的生命分量很重。不信,你擔擔看?我們擔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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